《視聽表演北京條約》對影視公司及從業(yè)者的影響
《視聽表演北京條約》將于2020年4月28日正式生效，該條約首次將對表演者的保護延伸至視聽錄制品上的表演，同時擴大表演者的范圍，增設表演者權的歸屬，對表演者權的保護與發(fā)展將產生重大影響。
由于常年為影視公司及表演者提供法律服務，對行業(yè)較熟悉，筆者和天澤娛樂法團隊比較關注《視聽表演北京條約》給影視公司及表演者帶來的影響，在本文中，筆者將從三個方面分析《視聽表演北京條約》所產生的影響，以期有助于影視公司及表演者了解、熟悉《視聽表演北京條約》，并妥善處理條約生效后可能出現的新問題。
第一，《視聽表演北京條約》對表演者權利的保護延伸到“視聽錄制品”范疇，將對電影及類電作品、錄像制品的跨國授權等工作產生影響。
目前，與表演者權相關的國際條約都對音頻表演和視頻表演進行了區(qū)別對待：對于表演者同意錄制的錄音制品，其他人對錄音制品進行復制、發(fā)行和網絡傳播的，仍須經過表演者的許可并支付相應費用；而對于視聽錄制品，條約未規(guī)定表演者對其享有相應權利，相應地，只要表演者同意以視頻方式對其表演進行錄制，制片者即享有對成片進行處置、發(fā)行等權利，而不受表演者的限制。
雖然我國現行《著作權法》中，已經認可表演者對其參與錄制的錄像制品享有相應表演者權，但在涉外案件中，表演者權利難以得到有效維護。舉例來說，我國演員參演的影視作品，如被美國某公司上傳到美國網站上，該演員能否起訴主張該公司侵犯其表演者權？在過去，該權利主張難以被支持，但在《視聽表演北京條約》生效后，由于美國也是締約國，該演員自然擁有了提出訴求的權利基礎。
與此同時，我們在國內使用國外表演者參演的視聽錄制品時，也會存在相應變化?！兑暵牨硌荼本l約》要求我國按照本國國民待遇標準保護其他締約國國民權利。在上文提到的事例中，如果換成一位美國表演者的表演錄像被上傳到我國網絡上，我國法院也須依據條約規(guī)定向該表演者提供救濟。因此，條約生效后也將對視聽作品海外版權引進、版權鏈審查等工作產生一定影響。
第二，《視聽表演北京條約》將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表演人員納入“表演者”的范圍，有利于民間藝術的傳承與發(fā)展。
《視聽表演北京條約》在表演者定義部分增加“對民間文學藝術表達進行表演的人員”，相比于我國現行《著作權法》，其表演內容部分不再局限于“作品”范疇，對“表演者”的定義更細化、范圍更廣泛，我國《著作權法（修訂草案送審稿）》也規(guī)定“本法所稱的表演者，是指以朗誦、演唱、演奏以及其他方式表演文學藝術作品或者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自然人?！边@一修改既符合《視聽表演北京條約》的規(guī)定，也有利于促進我國民間藝術的傳承與發(fā)展。
影視公司在采風過程中，經常會拍攝到各類民間藝術的表演、展示，并在影視作品中使用。條約生效前，對不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的表演，影視公司無需取得表演人員的表演者權授權，而在條約生效后，無論該種表演內容是否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表演者對相應的視聽錄制品都將享有表演者權，影視公司對視聽錄制品的使用行為也需要得到授權才可進行。
第三，《視聽表演北京條約》提出表演者權歸屬的不同模式，結合我國《著作權法》修訂情況，將對視聽作品著作權構成及歸屬產生一定影響。
《視聽表演北京條約》中雖然明確了表演者對視聽錄制品享有表演者權利，但關于權利歸屬模式，則給予各締約方一定的自主空間。
對此，我國在2014年公布的《著作權法（修訂草案送審稿）》中采用推定轉讓模式，一方面，確認表演者對視聽作品享有表演者權，從表演者角度來說，雖然推定該權利歸屬于制片人，但表演者仍可以與制片者進行磋商、談判，訂立相反約定，為自己爭取更多權益；另一方面，對于未有明確約定的情況，則相應明確了表演者的獲酬權，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表演者參與作品后續(xù)收益分配的權利。對于影視公司來說，則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在與表演者簽約過程中，提前明確表演者權歸屬、表演者版稅收益等問題，以避免作品后續(xù)運作過程中出現權屬瑕疵、履行爭議等情況。
總的來說，《視聽表演北京條約》生效后，將對影視公司、表演者等視聽領域各方主體的跨境合作、演員簽約、作品版權收益分配等方面產生較大影響。
于影視公司而言，需要在具體項目運作中注重把控表演者授權及表演者版權收益分配問題，避免因權屬不明而導致侵權等情形；于表演者而言，則要充分了解自身應有的各項權利，既要在簽約時梳理、明確相應權利的歸屬，合理主張收益分配，也要在權利受到侵犯時，及時有效地進行維護。
作者：孫建紅 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發(fā)布時間：202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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